同治皇帝去世后，因其没有子嗣，慈禧在皇室血缘关系最亲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接班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

从大历史视角观察，清廷选择载湉接续同治帝绍继咸丰帝是对的。第一，这确实最大限度保证了接班人在血缘上与咸丰帝最近；第二，有助于咸丰帝的未亡人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继续把握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皇权中心不会发生太大偏移；第三，慈禧、慈安两太后继续垂帘，有助于政治稳定，将先前已经进行十余年的自强新政继续下去。

我们知道，同治十二年有十多个年头都是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共同秉政，同治帝只是在最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独立处理政务（其实还是半独立）。或许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上说，垂帘听政是牝鸡司晨，属于名不正言不顺。其实，在家天下背景下，皇子年幼，由太后出而主持政务，实在是不得已的变通办法。假如此时不是载湉即位，而是选择一个成年皇帝，而且与两宫太后同样没有血缘关系，那么完全可以相信一朝天子一朝臣，清帝国中枢系统一定会在权力移交后重新洗牌。

没有了慈禧太后之后的清帝国，肯定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也可以肯定不会像已经走过的路那样继续发展，同治帝亲政之后就曾试图改变既往路线，准备大兴土木，重建颐和园，只是被恭亲王等重臣及时制止。因此，从清帝国政策稳定性角度而言，同治、光绪连续两个小皇帝名义上执政，慈禧太后实际控权，尽管不得已又不合适，但就总体而言，自咸丰末年开始的自强新政总算勉强持续了30多年，至光绪帝亲政实际掌握权力为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完整的“同光中兴”时期。这个时期的下限，大致可以定在甲午战争爆发前。

“同光中兴”在很大程度上将沉沦至谷底的中国经济、社会拉回到一个上升通道。正面、直接回应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挑战，中国的工业化从无到有，在同光中兴晚期，确实建构了一个工业化起步的架子，与同样后发的日本相比，毫不逊色。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也因为工业化的带动，加上清帝国对西方资本、贸易的接纳而获得发展。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以及整个长江沿岸经济带、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都在这个时间段获得了较大发展。

军事更是同光中兴小阳春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中国终于在这30年中慢慢与冷兵器时代挥别，一支拥有新技术手段、新装备的现代化海军，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成为维护清帝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威慑力量。

当然，慈禧太后治下的同光中兴虽成绩不少，问题也是多多。略举大端，诸如新教育没有随着工业化发生而推行；社会没有随着城市化而改造；国家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近代化发展而获得政治上的改造，再比如中国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那样废藩置县，重建中央集权体制，重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而是沿袭旧制，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沉溺于“后发优势”获得的成绩，弄不清经济发展、实力提升是改革的结果，还是旧制不变的结果，最终使中国错失良机，也由此注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甚至预设了戊戌维新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