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史观的窠臼里、在细节和真相付之阙如的情况下，草率地把它定性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1949年之后，人们认识戊戌变法，往往无条件地采信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单边说法，无论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是如此。不过，康梁作为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

等到茅海建教授将清宫档案、清廷高官日记、私人笔记、地方大员之间的来往电报等统统翻出来，与康有为自传《我史》、梁启超回忆录《戊戌政变记》相互印证的时候，才发现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变法图景。

戊戌变法至今已有110多年，还有不少人相信康有为描述的就是整个事件的实情，实在匪夷所思。

在读完《签注》和《阅读笔记》两本书之后，针对康有为构建的“戊戌变法史”，炳哥有话说：

一、康有为大量造假，掩盖真相，粉饰自我。

茅海建教授指出，康有为在《我史》中描述戊戌变法时，大量作伪，“他用了张扬的词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朝廷高官之上。”

戊戌政变后的9月24日，康有为在上海被英国船只“重庆轮”所救，《我史》声称听说光绪帝遭遇不测，“痛不欲生，即预为蹈海计”，并当即写下绝命诗和遗书，结果为英国人濮兰德拦阻。但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康有为没有欲投海自尽和写遗书之情事。康此处自述，显然是自我标榜对光绪帝的忠心，彰显儒家强调的君难臣死之节义。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自编《戊戌奏稿》一书，录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建议清廷“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不过，清廷内务府《杰士上书汇录》保存有康有为当年上书原件的抄本，其中根本没有所谓“立宪法”“开国会”的内容。康在戊戌期间真实的政治思想正与之相反，他主张君主专制，在呈送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曾详言之。

此外，维新运动开始一个多月后的7月16日，康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反对设议院、兴民权，称言：“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因此，《戊戌奏稿》中这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是不折不扣的造假，是事后欺蒙世人的伪作。幸好白纸黑字的档案尚存，使康氏的伎俩得以曝露天下。

二、康有为对权力的渴望，远超他对变法效果的追求。

康有为变法的总体政治设计，体现在他的《上清帝第六书》，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制度局的设立。制度局将成为中央的政治决策机构，一切新政的政令将经其讨论决定后，交给其下属的十二个专局办理。

什么样的官员有资格进入制度局？按康的设想，光绪应擢用那些拥有变法思想的年轻小臣。在当时的京官中，谁符合这个条件？显然是康有为及其门徒。康企图通过进入制度局，而成为变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制度局一旦成立，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固有的机构，将大权旁落、赋闲虚置。于是，针对制度局及其附属机构，“整个政治高层不顾光绪帝的旨意，决计阻挠，成为戊戌变法中政治斗争的核心”。

此后，康有为亲自上奏或为御史代写奏折，三番五次建议光绪设立制度局，并将变法成败系于此。设置大权独揽的制度局，属于高层权力的大翻盘，至为激进，必然招致朝中枢臣的集体反对。

将尚有转圜余地的变法之争推导到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不能不说，相较于改革成效，康更看重如何身居高位。

三、康有为变法思想中有大量荒诞、幼稚的成分。

康有为奏请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兵、兴商务等，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一本正经提出的变法措施，常常包含荒诞、无厘头、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内容。

比如，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康有为预感中国即将在列强的侵略下灭亡，他“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想出一个救世妙方：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

为了实现这一大计，康专门拜访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李答以等巴西派来使臣再商量，打哈哈将他礼送出门。

康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行新政，此类事业约需款项五六亿两白银。钱从何来？《我史》称：

“以全国矿做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据时任翰林院编修夏孙桐记载，康有为曾游说协办大学士、光绪帝师孙家鼐，希望朝廷将西藏卖给英国，而孙“见其言荒诞，知不能为”，没有搭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