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东方在世界中所占据的地位，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都知道，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着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抵抗史，更是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那么，曾经广袤而富裕的东方，为何会在几百年前瞬间被西方翻身压倒在地呢？历史发展中心的迁移究竟是以什么为参考凭据的呢？东西方各自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方向，目前都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势头呢？对于这些问题，实在是需要我们用清醒而理性的眼光来反思与审视。

古往今来的众多学者，对于东西方历史是变迁因素都进行过探讨，大部分人的分析角度都偏向于经济方面，而军事方面则讨论的相对较少。但是，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怎么可能离开军事？纵观浩浩荡荡的中国史，从宋、元到明、清，每一次分裂，每一次合并，每一次妥协，都离不开军事技术的作用。

然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则是由一次次军事活动与政策推动的，这里，我们通过对东西方军事上的比较，或许会更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历史分流原因。

宋朝是火器开始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而且，在那个时期，海上力量的战略能力逐渐压倒陆上强权。而中国就是在海陆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演变中，逐渐失去了成为强者的机会。从宋朝到清朝，内亚地区和长城以南的战略竞争、中国王朝和南方海洋世界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

所以，海陆权力和海陆战略发展模式的竞赛，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而1840年，英舰炮轰广东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宋元变迁是重视陆军发展而忽略海军发展的结果，明朝时期，政府彻底放弃了远洋开拓，想一心对抗北虏却反而被南倭和红夷所侵蚀。

等到了清朝的时候，陆权的发展再次达到中国历史的巅峰，但却在海洋上面临着被动。仅仅从晚清史去判断东西方历史的变革是很不完整的，因为，晚清的局面，只是事物发展到了最后的一个结果。而其原因与过程，在宋明时期就已经在缓慢地累积沉淀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那就是：在明清时期，火器技术与海上事业的发展，赋予了军事方面的一定实力。

那么，为什么没有造就最终实质性的变革与胜利呢？

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当时的明清视野下。在那个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纷扰复杂的国内争端与和平，便一度放下了对于火器等军事装备的创新与开发，这就导致了装备更新换代的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陆地上的城墙建筑技术越发精炼，便造成了火器没有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也加深了统治者忽视火器发展的决心。而西方殖民者则细心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不去陆地上挑衅，反而先是机灵地将沿海要塞巩固成了自己的殖民据点。

虽然，东方的传统军事力量无人能敌，并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如果不懂得创新，一切都将是空谈。西方殖民者能够常常在亚、非、拉实现以少胜多的军事胜利，不仅与武器装备领先，也与其军事力量的技术进步有着很大关系。而后者，则是受前者的推动或说是适应前者来实现的。

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也在不断引进和改进武器装备，但是，能够最有效的发挥新型武器装备效能的组织方式，其发生的变革相当有限。而组织技术和装备技术的共同进步，往往局限于少量的精锐部队或是新编兵团，其组织体制甚至是新式装备难以实现彻底的推广，这种情况，直到晚清依然如此。

历史的发展是曲线的进程，很少表现为直线。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短期造成的，也不是长期停滞的结果，国人应当重新从历史中获得自信。很多国人欣喜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同时，也希望规避各种历史的“陷阱”。

反思历史教训，被赋予了积极的一面，而历史所谓的“进化”，是在“挑战——应战”模式中发生的，但是，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能力的发展往往是要满足需求的。没有需求，动力就不足，能力就没有办法被“逼”出来。

直白地说，技术曾经让中国足以应对问题，而结果却使中国放弃了发展更先进的技术。因此，要始终处于世界潮流的前列，就要主动勇往直前，不要等到压力出现才反应，那时可能就来不及了，或者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保持日日履新的状态，需要转换意识，这不是保持忧患意识那么简单，是寻求一种不甘停顿于现状的状态。现如今，当我们回顾那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一定要以史为鉴，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要知道，只有国富民强，才能免除一切灾难，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