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年仅32岁的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曾向监斩官李钟岳提出三个要求。

（秋瑾剧照）

那么，秋瑾究竟向李钟岳提出了哪三个要求？李钟岳面对秋瑾的要求，为何只答应了两个，另一个不答应？事情还得从秋瑾被捕说起。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刺杀了清廷安徽巡抚恩铭。随后，在夺取安庆枪械库的战斗中，徐锡麟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由于徐锡麟起义失败，直接导致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7月7日，浙江巡抚张曾杨命令绍兴知府福贵，搜查大通学堂并逮捕秋瑾。

山阴知县李钟岳在接到福贵的命令后，心中十分的痛苦。他私下里和秋瑾有过接触，十分钦佩秋瑾的胆识和才干。尤其是对身为弱女子的秋瑾，不但能吟诗作对，还心系家国天下，大胆追求妇女解放，提倡民主革命，印象极为深刻。

此刻的李钟岳，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让大通学堂里的秋瑾和学生们能从容撤退。在福贵的一再催促下，李钟岳才不得不在7月13日，硬着头皮带领清兵前往大通学堂。

即便这样，李钟岳仍然还在为秋瑾考虑。他为了阻止清兵开枪射杀学堂师生，故意坐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在抵达现场后，下令“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既没有逃走，也没有做任何抵抗。她已下定决心，为革命流血，从容被捕。李钟岳随后押着秋瑾等8人回到山阴县衙。

（李钟岳剧照）

福贵当夜对秋瑾进行了审讯。纵使福贵百般拷问，秋瑾始终只承认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对指控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活动，一概矢口否认。一无所获的福贵只好暂时作罢，将秋瑾交由李钟岳继续审讯。

第二天，李钟岳在县衙提审了秋瑾，不但没有刑具加身，还对她礼让有加，专门为她放置了一把椅子。审讯的整个过程，就像会客般平静而礼貌。最后，秋瑾的供词只有一句话，这就是传颂百年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福贵在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痛斥李钟岳故意偏袒秋瑾，责问：“为何不用刑？”李钟岳回到：“均系读书人，面对弱女子，碍难上刑。”

但李钟岳毕竟只是一个区区知县，能量有限，他无法阻止清廷杀害秋瑾的险恶用心。

7月14日晚上，李钟岳接到了张曾杨的手谕，“将秋瑾就地正法”。

李钟岳试图做最后的抗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但他的话不够分量，根本没人理睬。即便李钟岳“竭力阻拒，几至冲突”，但仍然无法挽救秋瑾被害的命运。

行刑前，李钟岳对秋瑾说到：“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随即“泪随声堕”，左右之人也“相顾侧然”。

但秋瑾却毫无惧色，只给李钟岳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准许写家书诀别；二是不要枭首；三是不能剥去衣服。

李钟岳爽快地答应了秋瑾的后两个要求，但对第一个要求，李钟岳却最终没有应允，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钟岳和秋瑾剧照）

其一、李钟岳没有胆量答应秋瑾。

秋瑾被害的“罪名”，是参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她在清廷眼里，就是个“政治犯”。

实际上，清廷坐卧不安的，并不是什么妇女解放运动，而是忌惮秋瑾倡导的民主革命。害怕国人在秋瑾的号召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对于这样的革命者，清廷是不会有丝毫仁慈的，更谈不上同情。绝不会让秋瑾在牺牲前，还有书信存世，哪怕是诀别家书也不行。

再说了，秋瑾如果写家书，还可能因此连累更多的家人。李钟岳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后果。

其二、李钟岳没有机会让秋瑾写诀别家书。

从7月14日凌晨2点，李钟岳接到了浙江巡抚张曾杨处斩秋瑾的手谕起，直到凌晨4点，秋瑾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李钟岳和秋瑾的一言一行都在福贵的监视之下。因为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但福贵又不希望自己手上沾染革命者的鲜血，只好让李钟岳做监斩官。

因此，李钟岳即便敢冒杀头的风险，答应秋瑾的要求，秋瑾也没有机会完成诀别家书。

实际上，李钟岳还是为秋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秋瑾牺牲后仅仅3天，清廷就以“庇护女罪犯”为由，将李钟岳革职了。

离任的李钟岳终日郁郁寡欢，对秋瑾的死始终无法释怀，整日不断地重复念叨同一句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最终，李钟岳因内疚而上吊自杀。

此时，距秋瑾被害不过百日。

（参考资料：《辛亥革命中的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