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服，又名章服，泛指我国古代皇帝、后妃、王公贵族、各级官员，按章规定，籍以明辨是非等级的服饰。官服制度，是伴随着阶级分化而诞生的，从奴隶社会诞生到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虽朝代更迭不断，但官服制度作为等级阶层分辨的重要工具，却始终发展和传承，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清朝官服的产生，是我国历朝官服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是在坚守满族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参照汉族服饰制度加以设计，如此既传承了汉族服装制度中的特点，又不失满族的习俗礼仪。

我国古代官服制度 衣为上，上则天，天则尊；裳为下，下则地，地则卑。——《后汉书.舆服下》

我国官服制度的历史要追溯到尧舜时期，由于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对应的服饰也产生了等级分明的区别。社会阶层制度就是天子为上，庶民为下，天子与庶民的关系亦对应着衣和裳的关系，上下不可颠倒。在“名位不同、礼教异数”的社会制度里，这种天经地义的认知也被记为法典礼仪，不容更改，相对应的阶级服装制度也由此诞生。

我国自奴隶社会起，上至天子下到庶民，衣、食、住、行，都形成严格的规定，西汉时《礼记》成文也形成了文字记载，这也是我国历代王朝相延续、流传的礼制中一种明辨等级，区别尊卑、区别官阶的制度准则。各朝代的官服制度，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服制度也成为封建社会巩固统治者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

清代官服制度 清代官服制度是结合满汉文化制度的特色，传承与创新的产物，既保留了汉族服制中的某些特点，又不失其本民族的习俗礼仪。诸如保留中国传统的十二章纹（十二种传统图案）作为衮服、朝服的纹饰，以绣有禽兽图案补子作为文武官员职别的标志，废弃以滚冕衣裳为祭祀服装，以宽袍大袖的绛纱袍服为朝礼之服，以通天冠、粱冠等冠、帽为官帽的传统官服制度。形成了满族色彩的冠冕服装制度。

1、 顶戴花翎

清朝官员佩戴的礼帽上有顶珠和花翎，顶珠和花翎，是区别官员品级的标志，也是“标识品序”的办法。顶戴又称“顶珠”， 也就是冠顶镶嵌的宝石，冠上的顶珠颜色和材质的不同，对应官员的品级的不同。一品官要用红宝石，二品用红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等到了乾隆皇帝以后，这些“顶珠”基本上是以玻璃代替。冠上无顶珠者，意味着无品级，又称“未入流”，满洲贵族没有品级官职的也没有顶珠可带。

花翎是插戴在朝冠或吉服冠上的，因与顶珠相联，统称为“顶戴花翎”。只有顶戴与花翎配在一起才表明“功名”圆满。花翎是指带有“目晕”的孔雀翎，又俗称“眼”。清初，花翎并不代表品级，只是荣誉的象征。顺治十八年时才对此作出规定，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许带花翎，只有贝子以下，才可以戴，并且还明确规定，贝子应戴三眼花翎，国公应戴双眼花翎，五品以上官员可戴单眼花翎，六品官员以下，一律戴无“眼”的蓝翎（鶡的羽毛）。

2、服饰

乾隆初年，服装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并绘图加载到清代《会典》之中。皇帝、后妃、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所穿用的官服，除了日常服及出行用服以外，基本上被分成了三大类，即礼服、补服和吉服。

“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

其中补服是礼服的一种，也清代文武官服中最重要且最常见的一种。以胸前和背后的补子图案加以区分官职与官位的不同。《大清会典图》有规定，文官图案绣禽鸟类，武官图案绣兽类。其中，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 ，五品熊罴，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3、朝珠

朝珠与朝带，是清朝礼服中的佩饰，除皇家成员外，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均可挂朝珠。但军机处、科道、侍卫、礼部、国子监所属的官员，不按品级皆可挂朝珠。此番既有装饰作用，应当也有宗教信仰的成分。朝珠共有一百零八颗，以四颗大珠将其分成四分，名“分珠”，代表四季，朝珠也是高级官员区分等级的标志之一。

清代官服也如历代一样，是“人分五等，衣分五色”产物，是封建社会对统治制度的维护手段之一，清代的官服制度的形成是与满族的民族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满族服饰为基础，吸纳汉族服饰中的元素发展传承而来。 清代官服的继承与演变，说明了清代不单继承了汉族在历史上衣着的长处，而且将民族特色保留下来。经过继承、改造、创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传统中原文化的结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