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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

时间:2024-11-20 来源:otovc.com

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或正面,或反面,把对于时弊的认识提高到了整个科举制度的认识,从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谴责它造成了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舍着性命去求功名”,只有科举才是求官的“正途”!功名富贵,核心在于做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显现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体现了坐着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出路和整体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种批判必然导致对于所谓康乾盛世的全面否定。从批判八股科举到否定功名富贵、抨击全社会的势利和虚伪;揭露八股流弊到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政,所以《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出路。一般的读书人,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很难做到像王冕那样,决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

而反观我们当代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怎么样才算是知识分子呢?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批文人。而现在不一样了,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像得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亦或是科学家,也不一定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代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苛刻的。而在海耶克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社会的背景,在康乾盛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束缚百姓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学术自由,采取各种政策,愚昧百姓,文人几乎没有任何出路。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人民开化,思想开放,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多了,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们先看从政的道路,儒家思想是积极用世的,对于建功立名本身并不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去追求功名富贵。而《儒林外史》所讽刺的也只是口讲伦理,满肚子势利见识的假道学,对于真心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真儒”则主要是肯定和赞美。如范进从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变为科举制度的推崇者,中举前穷困潦倒,在科举制度的长期摧残之下,麻木空虚,中举后荣耀光彩,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写出了当时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像“考公务员热”的温度持续不退,大家都想走向仕途。其实追求功名也是非常正常的,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要生存也必须基本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功名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有骨气的,对于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是最基本的,相对于一般人是更加高尚的,是追求节操的,所以不能因功名这些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人格品性,知识分子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财富,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过分被功名富贵所累。

我们再看学术研究的道路。传记中的王冕的形象被改造加工,写成了一个完全决意功名富贵,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依旧维持着自己藐视权贵、孤高傲视的品格。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吴敬梓也把这样的一个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专心搞学术研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和政治搭上边,认真钻研自己学术问题,以免被功名坏了心境。一旦研究学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基本远离了学术的崇高性,反而沦为了庸俗。

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仅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传承和发扬。正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道和没落的趋势。虽然最后宣传和实践“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以失败告终,但是有了这样的先驱者,前一个倒下,更有后来人奋起直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命脉,失去了命脉,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打破,这个民族也就毁灭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人追名逐利,夺权夺势,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是虚伪造作的雾霾,整个社会体制也难以培养出这样精英式的人才。继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以后,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国学大师了,原因何在?同样还是体制的问题,明清以八股取士,现代以高考取人,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也让多少学子十年寒窗苦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为此牺牲了应有的欢乐。我们也需要一位知识分子来改造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身为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不应过分看重于功名利禄,不为功名所累,更不应该不择手段获取名利,否则社会风气败坏,节操粉碎,社会之不幸,国家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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