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结构，因此研究不能简单化。任何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有许多差别存在，同时代的差别可能比同一阶级不同时代的差别还要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加之不同的祖先、不同的宗教，还加上更加多样的生活方式，多样性远远超于我们的认识能力。

20世纪60、70年代的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也注重识别古代的社会因素，但是它显然不怎么关注解释的主观性以及考古学研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科林•伦福儒是最早运用“社会考古学”一词的人，伦福儒认为朝社会考古学的转向源于处在变革中的欧洲史前社会研究，当时欧洲在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传播论的解释注定是不够的。最近他承认社会考古学的特征还应包括研究身份认同问题，尤其要理解“社会中的个体，以及个体如何被社会化，或在特定史前群体乃当代社会群体中一个人所具有的含义”。

广而言之，社会考古学指一种我们建立社会关系概念的方法，这些关系不仅包括古代的，也包括现在的我们与他人、社会与历史之间关系。它以物质性为中心，研究我们如何通过制造与使用、收集与废弃、珍惜或认为理所当然、寻求被记住的东西来表现自身。它涉及我们对自身在整个世界上存在的多重意义的理解。在概念上社会考古学就是研究存在于时间性、空间性与物质性这个交叉路口上的社会的考古学。

社会考古学的性质有两层意义：一个方面强调社会因素在构成古代生活方式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考古学在当代社会的责任与考古实践的后果。

后过程考古学明显就是一种社会考古学，有时也称之为阐释考古学或关联考古学。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主要以伊安•霍德与剑桥学派为代表，过去二十年里她们的研究包括研究主体的转向、方法论以及考古学更广泛的责任，考古学研究注意根据身份认同、意义与实践来研究“社会方面的内容”，这一转向当然可以看做正面的。这一转向当然可以看做正面的。它是考古学与社会理论的发展不断交叉的结果，后者包括历史学、社会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文学理论、性别研究等。当代考古学把时间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与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尤其表现在礼仪、葬习、日常行为、家庭活动以及人与物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

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考古学过去与当代叙事之间的政治纠葛。最近，考古学中有很多的争论围绕民族主义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文化遗产、本土考古学问题、性别、女权主义以及性和后殖民主义等展开。这些方面的发展正在促进新的研究方向，它们围绕身份认同、本土理论、合作项目、叙述与媒介的新形式、旅游以及知识产权等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