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提出了指导翻译实践的两个主要原则，即形式对等（F-E）与动态对等（D-E）。他在书中写道：“形式对等在形式与内容上注重的是信息本身。。。。。。”因此，译者关注的是“诗歌对诗歌的对等，句子对句子的对等。”

（D-E）（奈达1964）。前者着重于“信息本身”，“译语信息应尽可能与原文信息保持一致”。而另一方面，动态的译文却是寻求表达上贴切自然，建立在“等效原则”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形式对等”似乎不如“动态对等”受译者欢迎。即使奈达本人后来也证实道，“。。。。。。重点已发生显著转变，从形式对等转到了动态对等”（1964）。石锡书和杜平在“辩证地看待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一文中也提及到奈达在翻译理论或原则上的这一转变。鉴于此，这一部分主要讨论译者对“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态度。

张美芳教授1999年在其论文“从语境分析看动态对等论的局限性”中指出，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陷。她以分析查良镛先生写在香港回归之日的一篇文章为基础指出，在下列情况下，“动态对等”不能取得：

“原文与译文的目的不一致时，其功能不可能对等；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经验不相同时，读者反应不可能对等；译语语篇的交际者及其之间的关系与原语语篇的不相同，译文风格有可能随之变化。”（1999：13）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传入国内，在国内译界掀起一股“奈达风”，译者在论述自己的翻译或进行翻译实践时必以奈达的翻译理论为基础。直至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奈达的这一理论开始遭到质疑，译者开始寻找各种反例来论证这一理论的缺陷，从而走上全盘否定的道路。然而，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这一切，因为不管是全盘接受还是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这不利于正确全面地理解某一理论。“动态对等”理论强调“读者反应”，以此作为翻译的标准。这一标准为解决“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之间的争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奈达提出系统的“读者反应论”，主要是基于他对《圣经》的翻译经验。然而，在一般翻译中，读者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观点、审美情趣等，这些都导致他们对不同原文或译文的理解.

总而言之，译者应该辩证地对待某一理论，没有哪个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动态对等”理论也不例外，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石锡书杜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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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