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5000年前，那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4%左右，根据竺可桢等气候学家的测算，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部落联盟和夏朝商朝时期，当时中国整体处于温暖时期，北亚热带的北界，比现在要北移2.5个纬度，气温也要高出2-3摄氏度。

但气候每一次微小的波动，都将带给自然和历史以剧烈的震动。

大约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历史进入到周朝后，中国气候再次转入寒冷期，这一次的小冰期蔓延了整个西周时期，前后延续了250多年，对此《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道，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冬，大雨雹，牛马死，（长）江、汉（江）俱冻”。

随着气候转入寒冷期，中原地区的先人们发现，原来在河南等中原地带广泛存在的犀牛、大象等动物逐渐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南迁，对此《吕氏春秋·古乐》和《孟子·滕文公下》将其表述为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但这些大型哺乳动物的南迁，实际上仅仅依靠人力是做不到的，其南迁的背景，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的到来。

尽管从西周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的犀牛和大象逐渐消失，然而在相对温暖、森林广袤的江淮流域，犀牛、大象仍然广泛存在，因此先人们对于犀牛的南迁虽然不解，但也并不以为然，对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就写道：“牛则有皮，犀兕（读作sì，指犀牛）尚多”。由于当时中国大地上广泛分布着犀牛，因此先秦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牛甲，甚至成了南方的楚国和吴国的大规模战争装备。

屈原在《九歌·国殇》中就写道：“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当时，在楚国广阔的南方荆楚地区，“犀兕麋鹿满之”。

▲犀牛

吴越两国在争战过程中，双方更是拥有大规模配备犀牛甲的军队，《吴越春秋》记载，在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决战中，吴国：

“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

尽管史料记载存在夸张成分，但是犀牛甲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广泛普及，也由此可见一斑，而对阵吴国，越国的军队也同样是身着犀牛甲：

“越王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皆被兕甲又令安广之人，佩石碣之矢，张卢生之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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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这种中原地区的气候和物种变化，先秦时人也开始了敏锐的观察，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就曾经追忆说，当尧之时：

“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孟子身处的战国时期，当时中原地区的原始森林草地已经遭到了大规模开垦破坏，而犀牛、大象等热带、亚热带动物也逐渐消失，改而迁徙到了江淮流域和广阔的南方地区，而中华先民随着大自然和环境变迁而迁徙的脚步，也一直没有停歇。

甲骨文和先秦史料记载，夏朝和商朝时期，国都经常迁徙不定，史称夏后氏十迁；殷人（商人）也自称是“不常宁”、“不常厥邑”。其中最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古人是游牧农业经济，每隔几年当地力减退，农作物产量就会严重下降，于是人民不得不迁至别处，另辟一片新耕地。

西周建国初期，由于地广人稀，开始大规模分封诸侯开疆拓土，即使到了东周初期，当时，郑国迁都到新郑（今河南新郑），郑人“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由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存在广阔的旷野，因此郑国与宋国（位处今河南商丘之北）之间还有不少“隙地”，可见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垦殖的范围仍然不大，天然植被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出现了“宋无长木”的情况。

随着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加上各国竞相变法，发展农耕、鼓励垦荒，因此到了战国时期，今天的河南地区已经“无长木”，山东丘陵西路的泗水流域已“无林泽之饶”，而在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缺乏木材取火的问题。

▲中国森林变化图

这种中华先民对于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带来的结果，就是到了战国时期，“黄河”的逐渐出现。

在先秦以及秦、西汉初期，古人对于“黄河”都称为“河”，因为当时黄河水质清澈，并不存在大规模携带泥沙的问题，《诗经·伐檀》就写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战国以前的先秦时期，当时黄河流域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树等大型乔木，“河水”的清澈水质更是成为古人诗歌的歌颂对象，然而到了战国后期，随着人类开垦、战争破坏的影响，黄河中游的森林开始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破坏。

以泾河为例，泾河到了战国后期的含沙量已经很高，随着秦汉定都关中，日趋繁盛的人口活动和关中地区经营需要，使得大规模的毁林造田不断出现，于是，到了西汉中期，泾河更加浑浊，出现了“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特点。

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河套平原、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河水质变浊变差，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剧烈活动影响的结果，在自身和各条支流大量泥沙的冲击下，到了战国后期，黄河开始被称为“浊河”，到了唐朝，“黄河”的名称开始固定下来。

▲黄河一直到战国后期才开始逐渐变浊、变黄

起初，黄河在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四世纪以前流经河北平原入海，两岸并没有构筑堤防，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战国中期开始，各个诸侯国开始在黄河下游建筑堤防，于是黄河河道开始固定，刚开始时，由于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因此两岸堤坝达到50汉里、20000多米之宽，因此黄河在下游得以随意游荡，河道的蓄洪能力也较强。

但随着下游地区人口的的不断增多，中华先民开始在黄河大堤内的河槽滩涂上进行垦殖，并不断缩小黄河堤坝，这就使得黄河下游的河床日益缩小，加上河身弯曲，使得下游迅速淤积增高，险情迭出。

于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开始了。

由于黄河中游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加上水土流失下河水泥沙含量过高，因此到了西汉时期，黄河出现了十次较大的决溢改道，这是黄河大规模泛滥的开始。

鉴于黄河的频繁决溢，到了东汉时期，公元69-70年，东汉政府动员了几十万军民，在王景的主持下，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了全面整治，此后大约800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没有发生较大改道。

但是人类治理黄河的过程，也在为下一次的灾害埋下隐患。

以汉武帝时期治理黄河为例，当时为了治河，汉武帝下令将黄河流域的河南淇县的大规模竹林砍伐“下淇园之竹为楗”、“斩淇园之竹木塞决河”，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汉军为了讨伐叛军，更是“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转以给军”，在治河和战争、人类活动的大规模破坏下，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当时河南淇县的大规模竹林已经消失，对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感慨地说：

“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

尽管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植被就遭到了大规模破坏，并在西汉和东汉初期造成了大规模洪涝灾害，但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并将黄河流域的大量耕地改为牧场，这就使得黄河流域的植被部分得到了恢复，随着水土流失的改善，黄河在称为乱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

但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的转寒、变干，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战国以前的状况。